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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鹏的抗战
太原红e网 2017-09-25 08:44  来源:太原日报

    刘大鹏,第一次接触这个名字,已是七八年前的事情了。当时我们承担着抗日战争时期太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调研课题,全系统人员四处撒网,广泛搜寻档案和地情资料,试图把涉及抗战时期的损失都搜集和整理一遍。其中,发现了一本内部版的小册子,书名就是《刘大鹏传》,三五十页的样子,收录了刘大鹏日记的一些内容,记载有清源高白镇一次战斗中红军便衣队伤亡的情况。书中介绍刘大鹏的内容,已没有多少记忆了,只记得他是清末的一个举人。

    又过了几年,刘大鹏突然蹿红,名字介绍屡见报端。2014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参加山西代表团审议时,现场吟诵了他的一副对联:“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人共乐千秋节;乐不可无,乐不可极,乐事还同万众心。”也是在那一年,对刘大鹏有了更多一点的了解,知道他还是一位方志学家。

    再次接触刘大鹏的名字,就是最近的事情了。两个月前的某个周末,小田同学家的孩子结婚。还在开车新鲜期的我,以一股不想当厨子的裁缝不是好司机的劲头,当了回司机。送到目的地后,原本打算道个贺就撤的。不曾想,多年不见的女人们没完没了地叽叽喳喳上了。空气般的我只好在沙发上点了根烟。茶几的对面还有一位老爷们,认真翻看着手机,小平头一个,身材年龄与我相仿。正纠结于招呼不招呼的尴尬之际,开朗的主人瓮声瓮气过来了。没待她介绍,对面那位先道出了我的名字。几年前的一次培训班上听过我的一次辅导,开始没敢认。攀谈中知道是玉明兄。除工作外,他还兼着晋祠文化研究会的工作。聊到刘大鹏时,他说最近淘得一本好书,说着他便从书包中掏出《退想斋日记》,要送给我。我不忍夺人所爱,几番推辞。他说是有一套缩印的,可以对付着看。盛情难却就收了下来。后来了解到,玉明兄对晋源文化情有独钟,热衷于挖掘地方文化,不久前他们还整理出版了刘大鹏的《晋水图志》手稿。

    拿到《退想斋日记》的头一天晚上,看了看前言和目录,知道了这是晋源赤桥乡绅刘大鹏的日记,是乔志强教授从刘翁尚存的41年的日记中选辑史料价值较大的部分标注而成的。日记自1891年(光绪十七年)农历十二月始,止于1942年农历七月。搁笔五天后,刘翁仙逝。我这人是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一向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看书,不求全解,只取所需。也就没有从首篇看起,直接从1919年开始快速翻阅了一遍,大体知晓了日记的内容。第二天晚上,再从1931年9月开始又浏览了一遍,大体上知道了自己所需的内容。第三天晚上,从1937年开始对日记进行细翻细读。三遍下来,便有了书写刘大鹏之抗战的冲动。

    刘大鹏的抗战是无声的,夹杂着一点迷茫,一丝消极。1937年的7月,虽有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的号令,但真要刘大鹏这样年届八十的老人端起土枪、挥动大刀长矛去上战场却也不现实。在日军的疯狂进攻下,太原县的“大小官吏全行逃遁”,惊慌中的刘大鹏也只能安排儿孙四处避难。基于安全的考虑,他除在瓦窑村赁好房子以备全家汇聚外,还特意把家人分成三伙,分别到柳峪、明仙峪避难。眼见日军烧掠日甚一日,家人避难的明仙、瓦窑等村的民房院也被焚光,而所谓的维持会只是征税派差,他开始发出亡国奴的慨叹,内心也就有了不愿做亡国奴的抗争。当“村公所”的人“以为日人占据中国似乎妥当”时,他的心则“大相反矣”;当日军吉实富藏请他“为其写四个大字”时,他“辞以写字太拙,亦不允许”;当日伪办宣抚班,开敬老会、反英会粉饰太平时,他都持否定态度,认为“名为开会,实则戏弄时局”。他的日记中录入民众诅咒日寇灭亡的地方不下20处,里面既有“日本鬼子快快走,只留娘子关一口,若要不走,都教喂了中国狗”的童谣,也有老百姓“谓日军将来必定死在中国。不得回其东洋耳”的众口同

    声。顺着他的心路里程,我们仿佛能看到民心的转换,抗战基础力量的成长。从这样一个意义上看,没有荷枪实弹的刘大鹏,自是抗战的参与者。

    刘大鹏的抗战是有声的,见证的是怒吼,清太人民的怒吼。自称清代遗民的刘大鹏是保守的,算得上是一个“愤青”,一个保守型的标准老“愤青”,一向觉得“目之所见,耳之所闻,种种事件,无一不违背本心”,唯藉日记吟咏写一时之慨。他关注时局,对时局又多有不满和愤懑。即使少有接触的红军,一开始在他眼里也不过是“匪”的一种,红军东征在他的笔下也就成了“共匪”扰晋。然而改编为八路军的红军,主动出战、打击侵略者的行动教育着刘大鹏。1937年11月以后的日记中,红军已然由中性名词渐变成褒义名词,对红军抗战的记录除了客观真实,还多出一份民众反响的感情色彩。80年前,活跃在清(源)太(原)徐(沟)地区的红军,先改编为八路军、后又称十八集团军,另外在党和八路军的领导下,牺盟会、动委会、抗日政府也组建了多支游击队、县大队。蜗居一寓的刘大鹏纵有慧眼,起初也不可能把这众多队伍的番号弄个真真切切、明明白白,日记中也就沿用抗战前的称谓,以红军统而称之。粗略计算下来,日记中出现红军的频率多达七八十处。后来,他知道了有八路军、十八集团军的称谓,日记中也出现过几次。看上去他更偏爱红军的叫法,十八集团军他也要写成“十八路之红军”。红军在清太特别是太原县对日作战的情况,日记中多有记载。从1937年11月到日记截止的1942年8月,其间记录有红军在太原县和清源县对日作战的内容达18次之多。这众多的战斗,有的我们知道,有的则未必清楚。1940年8月3日这则日记的内容我即是第一次看到:

    红军于昨夜将吾村西汽路之电杆自晋祠南至清源全行砍断。晋祠日军自北往南“攻剿”红军,清源日军自南往北攻击红军,行抵半途,日军以为见了红军,即行开火射击。久之,始知不是红军,乃是日军,日军队伍始行停止枪炮,而已打死日军队伍为数不少矣。探者为姚村之警备队某,声言自相惨杀两项,而探者正中其一枪,毙其性命。告我之人莫不欣然畅快,谓日军不死,我华夏祸患终莫能除,可见众均盼日军之败也。

    红军,我也要这样来称呼我们的八路军、游击队了,打的是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今天一个地方,明天一个地方,长途跋涉,觅寻战机,有利于打击日军,不容易留下史料。后世只能靠零星的报刊档案和一些当事人几十年后的回忆去掀揭历史的面纱,各种错讹也就难免产生,时间出入者有之,张冠李戴者有之,避重就轻者有之,贪功讳过者有之。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用“第三只眼睛”录下每次战斗的时间、地点和简要过程,裁去了不同回忆者“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的记忆性纷争,补齐了当事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选择性遗忘,给了我们一个校正史实的参照。

    还是由于游击战的缘故,红军发起的许多小型战斗被尘封进历史,不为世人所知,也为史书遗漏。如发生在东西里解村的战斗,日记中记录有两次。一次发生在1940年8月,红军打死五个日军。另一次发生在1941年2月。后一次战斗中决死2纵队3营营长董志信牺牲,史书上有记载,前一次则没有记载。殊不知,恰恰是“红军多胜,日军多败”的高频率小仗,牵制了日军的力量,打击了鬼子的士气。在1938年8月12日这则日记中,刘大鹏就评论到:“世局混乱,无一日之安,日军虽陷我晋,侵占地方,乃有红军遍地与之抵抗,且常邀截其运输军需之汽车,击毙其兵,而日军亦无如之何。”岂止是拿红军没办法,畏于红军的频繁打击,太原县日军已然成为惊弓之鸟,只敢白天出动,“晚入县城住宿”。《退想斋日记》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把那些打死了一个、二个、三个、五个日军的小仗记录了下来,把红军在清太地区“积小胜为大胜”的过程展现了出来,弥补了太原抗战历史的一些空白点,让清太徐的抗战生出几分鲜活,多出几分生动。

    抗战,有人用枪在战斗,有人用笔在战斗;有人主动走上前线,有人被动裹胁期间。刘大鹏显然属于后一种。

作者:杨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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